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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征求意见稿中关于建立健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希望能够通过生产、流通和使用三个环节的严格管理来“建设规范化、集约化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但笔者认为政府在基本药物制度中从供应到使用全过程的介入，并且对药物价格实行成本加利润的政府定价制度，实质上是倒退回计划经济时代“药物统购统销”的模式，会严重损害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竞争，通过行政行为赋予垄断地位的企业是无法实现“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医药产业，提高药品生产流通企业集中度、规范药品生产流通秩序”的目标，最终也不可能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新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只会造成全行业的低效率，更大的伤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以下对征求意见稿中关于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存在的问题进行逐一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望能考虑。

一、药品生产供应体系削弱市场竞争，损害市场效率

     意见稿指出 “基本药物由国家实行招标定点生产或集中采购，直接配送，减少中间环节”。这种统购的模式会极大地削弱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的竞争，通过行政垄断来形成大而不强的药品生产供应企业，并且为权力部门创造寻租空间。

     对于进入国家确定的生产供应体系的企业来说，新政策能够使这些企业高枕无忧，只需完成国家下达的任务即可，难以有动力积极提高药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改善服务水平，降低流通费用，提高配送效率。新的政策等于减少药品生产供应领域的企业竞争程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将会充分证明：缺乏竞争约束的行政垄断行为必然导致药品生产供应的低效率。

     对于未能进入基本药品定点生产基地的企业而言，新政策意味着这些企业将失去相关产品的市场准入资格，原先为基层医疗机构配送药品的商业公司，一旦不能够被政府指定为合法配送商，将失去在中国医药市场存在的可能性。可见，能否进入国家确定的生产供应体系成为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核心问题，企业有极大的动力去挤入药品生产供应体系，这就为权力部门寻租留下巨大空间。事实上为治理医药腐败，降低药价，国家从2000年开始在各地实行药品集中采购招标，但有些地方却在医药代表、各大医院以及部分专家的“互助”下，使集中采购招标成为抬高药价、集体寻租的腐败平台，最终降低药价，解决看病贵的目的并没有实现。

     目前在药品生产供应领域存在的小、散、乱局面，其根本原因不在于市场化，而是医疗服务市场的限制使得药品市场的需方主体发育不成熟，没能形成完全竞争的局面。在医疗机构处于买方垄断地位的情况下，药品领域的供方通过“高定价、高折扣、高回扣”的经营模式与医疗机构联手损害药品最终消费者——患者的利益，导致生产供应领域畸形竞争的格局。

政策建议：

     药品的生产供应体系应该坚持市场化的方向，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加强市场监管，规范药品生产流通秩序，打破医疗机构在药品买方的垄断地位，通过制定并且严格执行药品安全标准来保证药品安全。对于药品可及性较低的农村边远地区，如果利润率无法吸引企业投入到基层药品供应网建设，政府可以通过补贴或者政策优惠等措施，来保证全民都能享有使用安全、有效、高性价比药品的权利。

二、基本药品使用制度高估政府能力，损害患者权益

     无论基本药物采取何种生产供应体系，如果医院不使用基本药物，基本药物所有的政策目标都无从谈起，因此，在意见稿中政府为保证基本药物的使用提出了解决办法——“规范基本药物使用，制订基本药物使用规范和临床应用指南。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全部使用基本药物，其他各类医疗机构也要将基本药物作为首选药物并确定使用比例。”

     如果真按此规定操作，将极大损害药品市场最终消费者——“患者”的药品自由选择权，政策限定了患者到基层医疗机构只能购买《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中的药品，这种规定和普通商品市场中的强卖行为又有多大差别。另一方面，如果患者因为担心基本药物的疗效而放弃基层医疗机构，那么将和整个意见稿鼓励社区、乡村基层医疗机构发展的初衷相违背。

      在新的政策约束下，如果患者想用基本药品目录外的其他药品就只能去到非基层医疗机构，而且要受到基本药物使用比例的严格限制，政策实施后是否会出现开非基本药品要搭售基本药品的情况，因为这样医疗机构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基本药物使用比例，如果真出现这种情况，无疑是对患者权益的又一次伤害。

     政府制定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如果能够全面满足患者的药品需求，或许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伤害患者权益，但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疾病种类繁多，政府不可能掌握充分的信息来制定完备的基本药物目录，也没有能力准确把握非基层医疗机构中的基本药物使用比例，我们要意识到政府的能力也是有限的，政府收集、筛选信息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基本药物的强制使用制度注定会损害相当一部分患者的权益。

政策建议：

     基本药物能够被广泛使用的关键应当是完善医疗机构的补偿机制，真正切断医疗机构中医与药的利益联系。如果没有这个前提，基本药物制度的推行将遇到阻碍，因为医疗机构无法在新政策下维持运转，只能借助其他手段规避政策监管，作为信息弱势一方的患者也不可能获得性价比高的药物。

     在真正实现医药分开的前提下，《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也应当只是国家鼓励医疗机构使用的药物目录，不应该通过行政规定来强制使用，政府可以通过将基本药物全部纳入医保目录、提高报销比例、对基本药物生产企业实行优惠政策、加大基本药物的宣传力度、普及推广基本药物理念等措施来增强基本药物的竞争力，使患者能够信赖基本药物，这样才可能真正保证患者的权益。

三、药品定价机制违反价格规律，扭曲资源配置

     意见稿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规定是“在合理确定生产环节利润水平的基础上统一制定零售价，确保基本药物的生产供应，保障群众基本用药。”这一价格形成机制显然有违价格规律，市场价格不是政府行为所能确定的，短期内如果采取政府定价可能达成降低药价的目的，但是从长期来看只会扭曲市场主体的行为，企业在一定利润水平的保证下也难有动力去消减生产成本，最终只是保护落后，无法有效降低药价。

    从技术角度看，政府与企业相比在定价过程中属于信息弱势方，难以准确把握企业的真实生产成本，制定的统一零售价很可能出现较大偏差。而且市场上药品种类、质量、疗效都有较大差别，不同企业的成本控制能力也有差别，药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和总体销售量也有很大相关性，政府准确制定药品统一零售价在技术上能否实现。退一步而言，假设目前学术领域探讨的所谓药物经济学能够用于药物平均成本的确定，那么对数百种基本药物的成本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调查、取数、分摊、归类、加总、平均、定价又是何等庞大的工程，需要花费多大的信息成本。希望通过政府采用成本加利润的方法来核定药品零售价格，解决药价虚高的问题，最终很可能只是美好的愿望。

政策建议：

     完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的核心是让患者成为真正的药品消费者，摆脱目前医疗机构作为药品需方垄断买方市场的局面，改革后的医疗机构只负责治疗和开药方，患者能够凭药方自主选择在医院药房或普通药店够药，使药品市场供需主体多元化，形成完全竞争市场来解决药品定价问题。这样政府也可以从核算各家企业、各种药品成本加利润这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中解脱出来，做好药品市场监管工作，保障药品的安全性和维护供需双方的有序竞争环境。

总结：

     征求意见稿在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设计中的主要问题是过分强调了政府的作用，高估政府对于药品供需信息的收集、甄别、处理能力，也将政府机构的运行机制假想的过于理想，这种政府万能的神话在计划经济时期已经被经济社会现实证伪，如果又要在药品领域卷土重来，那最终会再一次被现实所抛弃。政府的职责在于弥补市场缺陷，而且在决定是否要补缺时也应该清楚的知道政府同样存在失灵，如果认为市场机制不能有效解决药品保障问题，政府就直接介入到药品产供销全程，那么时间会证明政府机制同样不能有效解决药品问题。理想的状态应该是政府和市场相互补缺，市场通过竞争和价格机制来解决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效率问题，政府通过制定博弈规则、加强市场监管来完善市场竞争环境，解决药品供应保障体系的公平问题，政府和市场共同努力才能最终保证人民群众可以充分获得安全、有效、性价比高的药品。

     药品供应保障领域存在的问题实质上是医疗服务领域制度不健全所衍生出来的，如果医疗机构的垄断地位不能打破，医药分开的目标不能实现，那么单纯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改革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药品领域的问题，可以说要“医治”药品领域的问题，必须从“医治”医疗服务领域的问题着手。在供方充分竞争、需方垄断的情况下，解决问题之道应该是增强需方之间的竞争，意见稿的思路却是收紧供方，通过供方的行政垄断来对抗需方既成的垄断，这种做法的结果只会伤害患者的根本利益，使得药品领域既无效率又无公平。

    正值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各种总结30年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文章随处可见，国庆期间看完了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总体评价是本值得一读的书。

    《激荡三十年》应该说是一本写1978-2008中国企业史的书，但透过各种所有制企业在中国30年的起起伏伏可以看到这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环境的变迁，看过之后对改革开放这段历史会有更深刻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段历史能够更好把握改革的前进方向，更清楚的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轨迹。

    作者的行文应该是较深的受到制度经济学启发，也正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企业、一个个精彩的事件使得制度经济学理论变得生动，使读者能够更加真切的体会到中国经济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所爆发出的巨大能量，也能够更好地理解制度变迁的理论意义。

    作者按照时间序列写了30年来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政治环境历史性巨变中的跌宕起伏，其中在1984-1998这段时间还加入了集体企业——这个介于国有和民营之间，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企业所有制类型。

    从计划经济（1949-1977）——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78-1983）——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1987）——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1987-199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2至今），这些关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政治上表述对与三类所有制企业的发展产生了关乎生死的影响。我们接受的传统教育中说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然而中国改革开放的30年，让我们更多看到的是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政治上对于经济体制表述的细微差别都能够明显影响到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兴亡，从中我们也可以感觉到政治在中国的力量是何等强大。

    总之，吴晓波的这本时间跨度只有30年的中国企业史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对历史的认识，更重要的启发我们对中国改革进程的进一步思考，相信看后我们都会更清楚地找到自己在中国变革大时代中的历史坐标。

    暑假实习回学校后一直都忙着准备CPA考试，早在实习期间就想记下的几点体会拖到现在才写，实习工作本身虽说真的很没什么技术含量，但高兴的是两个月的实习生活让我结识了很好的实习朋友，并且收获了几点关于工作的感悟。

    心态

    工作后的心态调整可能是最重要，不管在学校期间如何的好与不好，对于单位来说我们都只是张白纸，基本上都是从很没技术含量或者很无聊的工作开始，时间一久可能让人感觉看不到自己的前途，此时或者就失去了学校时的雄心壮志、甘于碌碌无为的工作，或者急冲冲的跳槽，总觉得这山没有那山高，这庙没有那庙好。两种选择的结果可能都不是很理想，不到30岁就完全没想法，那么可能这辈子基本也就这样啦；忙的跳槽可能从狼窝跳入虎穴，新的单位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短期内就否定一份工作还是太过仓促，都没能真正了解原来的那份工作。量的积累会引起质变，踏踏实实做好本职工作，无论它是弱智或者枯燥，不要随便放弃、轻易否定，努力把自己的心态调整的积极，相信只要我们自己用心努力，提升自己的价值，最终会有满意的结果。

    学习

    实习部门的BOSS找我们实习生座谈时的一句会给我印象深刻“工作后的学习和学校里的学习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要自己主动学，工作后一般没人会教你，只有自己主动去请教、去学习”，工作后大家都各自忙手头大堆的事情，即使刚到单位，带教老师也没有太多时间花在教新人，只能靠自己主动的请教外加工作后的自学。现在中国的大环境就是竞争激烈，我们处在赶超的时期，我们处在就业人口过剩的时期，无论我们内心愿不愿意，社会的大环境都会敲打着我们快步前行，从容与淡定对于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大学生可能还过于奢侈。所以要改变现状，我们只能在工作之余不放松学习，无论工作多累，咬咬牙坚持回来多学些可能有用的，这样才可能使我们迎来相对从容的生活。在终身学习的时代，安逸是潜藏着巨大危机的，现在看来如何稳定的工作，可能不久就会有被淘汰，毕竟我们处在社会巨变的时期，只能有备而无患。

    思考

    “比月光族还穷，比劳模还忙”，这是对当今“穷忙族”的诙谐描述，现实中的观察发现真的有挺多穷忙族，个人感觉出现穷忙的重要原因是没有留出思考的时间。工作量很大，整天疲于应付，经常需要加班加点才能完成，很晚回家直接瘫倒在床，第二天一早又开始一天的劳累，这样的循环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很绝望。这样的情况是不正常的，或者是工作错啦，或者就是我们自己错啦，无论如何的忙，每天挤出哪怕十分钟让自己想想，为什么会陷入恶性循环？有没有哪些工作是在瞎忙活？怎样才能让自己更有效率？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怎样能够去尽量实现理想中的生活？我们需要思考，我们不能被工作牵着鼻子走，转变可能会很难，完全理想的工作状态也很难实现，但想清楚问题后一步步做，相信工作现状会改善的。

    作为一个学生，我对于工作的感悟很可能还不太准确，但是与已经工作的同学交流以及结合自己的实习所见所想，觉得这几点体会可能会对自己将来的工作有点帮助，希望能和大家一起探讨如何使工作更顺心，生活更美好。

    《走向共和》讲述了1895-1917中国近代从封建走向共和的这段历史，其中有对慈禧、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物的重新理解、有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还原解读，最后国父孙中山关于共和的演讲更是一大亮点，可谓振聋发聩，而且从封建向共和迈进的过程本身也对当代政治改革有所启示，

    第一部分是清廷腐朽的描写，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忙着为慈禧祝寿而挪用北洋水师经费修建颐和园，同期官员又贪污腐败，导致北洋水师不仅未添一舰甚至连水师维护经费都被截留；日本则在天皇绝食的带领下，全民奋发图强，大力发展海军力量。甲午海战，一切自见分晓。

    甲午战败使清政府开始意识到危机，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康有为、梁启超开始以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戊戌变法”，可惜改革派锋芒过露，遭致保守派的巨大阻力，慈禧太后终于达到忍耐的极限，囚禁了光绪帝，收回了政治权力，第一次宪政改革宣告失败。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被迫出逃西安过了一年多“苦日子”，直到辛丑条约签订后才回到北京。此时慈禧太后也感受到政权灭亡的压力开始力推君主立宪制改革，希望借此保大清江山永固。可惜强势的慈禧也未能实现君主立宪，厘定新管制遭到旧官僚的强大阻力，改革只能随着慈禧的去世而淡去。

    与此同时，孙中山靠着不屈的毅力，经过连续的起义失败后终于在1911年10月10日第十次起义——武昌起义中获得胜利，并在1912年建立中华民国，实行共和制，共和在中国开始了漫漫征途。随后为促使袁世凯逼迫清朝逊位，孙中山以共和国总统之职作为交换条件（这种做法似乎有违共和本意）。清政府在袁世凯的逼迫下逊位，而中华民国的共和果实也被袁世凯得到，封建观念的残留和个人对于权力的崇拜使得共和之名下行的专制之实，直到袁世凯称帝后被全国讨伐抑郁而终，这出闹剧才得以结束。不够后来人——北洋军将领张勋又紧随袁世凯之后拥戴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帝制的闹剧再次上演。

    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只要承其本意，个人认为都能够有效的改变中国面貌，日本、英国采用君主立宪制能很好发展，美国、德国等采取共和制也能很好发展，两者的核心问题是采取宪政，真正还权于民，让民众监督政府、约束政府行为。看看如今的人大制度、政协制度，孙中山开启的共和之路是否仍在路上？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孙中山

    《货币战争》中作者给出的政策建议是中国政府加强黄金储备，逐步回复金本位，以此应对国际银行家的“阴谋”。这个建议，在我看来成真的希望比较渺茫，货币法定主义已经世界范围内实行，回复到金本位意味着全球货币价值体系重构，而且各地黄金储备量差异明显，如果回复金本位也就意味着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必然有很大阻力。况且实行金本位后是否就能真正解决滥发货币的问题？全球的黄金储备量能否满足经济发展对货币量的需求？这些问题都有值得商榷之处。不过由这建议想开，黄金的价值究竟几何？目前的黄金投资是否理性？这些问题似乎有探讨的必要。

     目前货币法定主义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做法，货币的价值有国家法律保障，并且随市场上货币供需关系和经济发展水平调整比价，黄金和货币本身已经没有必然联系，黄金也只是像普通商品一样采用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已经不再处于“天然是货币”的状态。从理论上讲，黄金的价值应该由真实的市场供需关系决定，应当与铜、铁、铝等金属没有本质差别。而在现实中，黄金却被理解为重要的投资工具，被宣传为硬通货，被视为对抗货币贬值的重要手段，因此黄金期货、纸黄金、标准黄金等成为重要的投资渠道，国际金价随着美元贬值而一路走高，国内自推出黄金理财产品以来也涨势喜人。

     黄金真的有宣传的那种投资价值吗？如今货币已经不与黄金直接挂钩，黄金持有者可以按照市场确定的价格兑换货币，但政府不再固定一货币单位兑换多少黄金，黄金仍然被定义为硬通货值得商榷，当市场定价走低时黄金同样会贬值。目前黄金市场的热潮，个人理解为是泡沫性繁荣，就如同历史上荷兰爆发的“郁金香泡沫”，人们都在赌郁金香短期内不会跌，会有人以更高的价格购买，但却忽略了郁金香本身只具有观赏价值，需求弹性很高，价格过高时人们可以没有郁金香。在金本位已经被取消的时代，黄金同样是普通商品，它的应用领域也是有限的，人不戴金饰同样可以很好生活，虽然医学、宇航工业、电子工业、光学、化学领域会用到黄金，但需求量不到总量的25%，在钻石、玉石流行的年代，黄金被看的有点庸俗，其需求增长的潜力也有限；于此同时，黄金产量随着黄金价格稳步走高，如果金价能够长期走高，那么黄金企业何不压制产量，待价而沽，何必趁机努力增产。

     如果抛开黄金作为硬通货的传统理解，单纯从黄金使用价值和现货市场供需关系来看，黄金价格是存在被高估的嫌疑。黄金究竟价值几何，投资者应该好好掂量，须知任何泡沫的破灭都酝酿在一片形势大好之中。